红色政权实质历史，始于民国十六年“武装割据”。清谭论政、筹饷建军判然两事。二十年代中央及各省省委文件，皆有高度灵活性，明确指示前线人员招揽土匪会党，不以“流氓无产者”为嫌。所责仅在收编后部勒不严，此事亦非泛论。早期红军攻城百万云集，事败反噬，方志敏、毛泽东皆受此害。润之幸存，在于遁道偏远，不临必争干道，穷山密林可以藏身。方部地近江左奥区，在所必争，平原水网，藏身无地。以江湖人物心理，“打下米脂城，一人一个洋学生”为附义首要动机，故皆取攻城。中央文人左倾右倾冒险盲动多属“事后替罪羊理论”，未必真能指挥前线。盖此辈既不能入城分红，卖外来文人领赏，尚可稍偿其劳苦，中央威灵何有于我哉？于是乎方君殆矣。

所谓极左路线，打土豪分浮财之类，出于洋左、抑乎梁山正牌国货，疑点实多。可以确信者，此术不足以养常备军。赣南苏区民政从属饷政，以托勒密式国家社会主义为主，即盐政土产必需品专卖制，发公债而后令农户无偿捐献次之，实物田赋又次之。与宣传相反，间接税、人头公债公粮皆杀贫济富，尤利官商，故虽有政治保卫总局，吞款叛逃者不绝。华人基因似有间接税启动子，中唐以来，任何政权能长期依赖之财政路线必出于是。

整顿匪兵，爱克不如威克，苏区政保有异于苏俄者在此，自赣南至陕甘，惩治逃卒保证兵额为其要务。自然，俄式本业并未荒废，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之柳即政保烈士，徐向前以苏区提前失守幸免，而其妻已处决。革命青年投奔苏区，席不暇暖即沦为政保烈士，小学师生皆想当然以为战死者多，不知烈士如工程师、主治医生，皆职称待遇问题，自始即与流血牺牲毫无因果关系。

根基稍定，中央流氓无产者政策一变，转以排斥工农为毛润之大罪。毛之自辨略同明末互控贪腐、聊斋艳鬼狐妖互责“不是人”，“你说我不是人，莫非你倒是人不成？”受罚者自视为政争受害者，视审判官为同谋犯，绝不心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