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公私合营后，申新五厂、申新六厂和荣丰三个纺织厂合并为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，棉花进去花布出来，“天女散花”牌花布畅销东南亚。原来这三个厂就在一块，由一篱笆相隔，东起眉州路、南至河间路、西临兰州路、北止长阳路，撤掉篱笆墙就是一个厂。

合并后，我在总机械部任甲班车床组学习组长，带领全组月月超百分之二十以上完成任务。并且大搞技术革新和每周学习《毛选》雷打不动。每个周末都要家访，对困难职工给予关心、帮助，全组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。我带了五个徒弟，其中有印尼反华时期回国的，他们不仅熟练掌握了技术，有的还评上了先进。党支部对我非常关心支持，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，党内开积极分子会议都叫我参加。1965年度，我们甲班车床组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小组，我个人也被评为上海市五好职工。1966年在文化广场召开表彰大会，时任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亲自授予我奖状和奖章，厂部宣传栏里挂着大幅照片。这一历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。两个月后，文化大革命开始，我的命运随着革命运动波澜起伏，发生了不由自主的剧烈变化。文革结束后，许多报刊载文说我是“阿飞司令”，叶永烈在书中说我是“一副流氓相，一口流氓腔”，对我不顾事实地进行人身攻击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